推介人：魏子瑜、王子傲

原文出处：范周&祁吟墨.(2022).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导向下的黄河文化旅游发展研究.理论月刊,(8),71-77.https://doi.org/10.14180/j.cnki.1004-0544.2022.08.007.

一、研究背景

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发展的系统性工程。在五大国家文化公园中，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有着独特的定位与挑战。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主体与突出代表，其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承载着多元一体的厚重历史和自然人文风情。但相较于首批纳入建设、沿线经济条件较好、保护传承工作已取得一定成效的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沿线各省规划编制进度不一，国家层面的建设规划尚未发布，重大标志性项目仍在谋划布局之中。

与此同时，学界对国家文化公园的研究自2019年以来掀起热潮，在概念辨识、建设原则、管理体制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既有研究中大量文献聚焦长城、大运河等起步较早的公园，对黄河的关注相对不足；研究视角多停留在理论逻辑、政策体制、遗产保护等宏观层面，从文旅产业发展角度观照建设实效的成果较为稀缺。当“国家文化公园”这一崭新命题遇上“黄河文化旅游”这一厚重课题，一系列问题亟待回应：如何才能在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中熠熠生辉？黄河文化的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应当统筹处理好哪些关系？文旅深度融合示范区的建设应遵循何种路径？本文带着这些问题，展开了对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导向下文旅发展的系统性思考。

二、研究设计

本文采用文献分析、政策解读与案例比较，围绕“国家文化公园与文化旅游如何协同发展”这一核心命题展开论证。

文章首先对国家文化公园与文化旅游发展之间的深层联系开始探讨，作者指出，国家文化公园具有三重核心属性：国家主体性、文化首位性、公园载体性。其中“文化首位性”是其区别于国家公园和各级遗产保护空间的最显著特征，它在更大空间范围内系统性地关注重大文化主题，注重文物和文化资源受线性区域长期影响而呈现的文化整体，这意味着国家文化公园概念的诞生本身就是文旅融合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论证了文化旅游是实现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目标的重要抓手，两办《方案》明确国家文化公园需实现的六大功能和建设目标，其中“文旅融合区”被定义为由主题展示区及周边可看可览的优质资源组成，重点利用文物和文化资源的外溢辐射效应，建设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示范区，这一制度设计为文旅产业嵌入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了明确的政策接口。

在理论梳理之后，文章转入对现实矛盾的系统性诊断。作者没有泛泛而谈保护与开发的矛盾，而是将问题拆解为四组具体的结构性张力，每一组都指向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文旅发展的真实困境：第一组是国家形象塑造与区域文化特质展示之间需要调适，第二组是“国家在场”主体性与多功能区叠加的发展实际需要调适。第三组是社会共享的公益性与地方文旅经济效益之间需要调适，第四组是文旅项目推进的动态性与评价反馈的滞后性之间需要调适。目前各公园建设的差异较大，科学全面的评价体系尚未建立，社会力量参与项目的动态追踪也有待加强，地方在推动下一步工作时，缺乏可参照的周密指导。

在诊断出四大矛盾之后，文章并未止步于批判，而是结合沿黄各省已有实践，从三条路径提出了建设性的思考方向：一是唤醒黄河文化价值认同，分层次、分类别挖掘黄河文化的当代性和公共性，加快建成权威统一的黄河文化遗产数据库，并设计国家文化公园形象标志与视觉识别系统；二是保护黄河文化生态系统，坚持生态优先原则，依据上游水源涵养、中游水土保持、下游生态多样性维护的差异，精准适度发展文化旅游；三是创新黄河文化表达方式，构建“见人见物见生活”的文旅产品体系，平衡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兼顾滨河城市与特色乡村，设计跨区域特色游线与节庆活动。

三、研究发现

1.国家文化公园天然内嵌文旅融合基因。研究发现，国家文化公园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保护区或景区，而是一种全新的、带有鲜明文旅融合特质的文化空间类型。从空间属性看，五大国家文化公园均具有显著的跨区域性质，基本涵盖了我国自然生态资源和文化遗产资源最富集的区域，具备文旅发展的天然优势。从功能定位看，公园载体性决定了它与公众日常生活的密切联系，不是静态孤立的博物馆，而是需要活态运营的公共文化空间。从时代背景看，它是文旅融合国家战略在空间尺度上的具体投射，文化首位性使其从诞生之初就肩负着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双重使命。

2.黄河文旅发展面临四组结构性矛盾。研究系统揭示了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在文旅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四组需要调适的核心矛盾。这些矛盾不是抽象的保护与开发的二元对立，而是国家意志的统一性与区域文化的多样性之间的张力，中央统筹的“国家在场”与地方多功能区叠加的治理复杂性之间的张力，公共文化服务的公益属性与文旅项目逐利逻辑之间的张力，以及建设实践的动态推进与科学评价体系的滞后之间的张力。这四组矛盾共同构成了黄河文旅发展的现实约束条件。

3.上中下游必须走差异化发展之路。研究特别强调，黄河文化旅游必须尊重上中下游的生态本底和文化差异。上游生态脆弱，需在保证生态秩序的前提下发展特色文旅，中游水土保持任务重，文旅开发需与生态修复协同推进，下游生态多样性丰富但人地关系紧张，需在严格核定游客承载量的前提下发展高品质文旅。这种“以水而定、量水而行、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的思路，正是黄河文化生态系统观的具体落实。

此外，研究还发现文旅产品体系需兼顾“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两个维度。黄河文化的流动性、活态性决定了它不能只停留在物质遗产和非遗项目的静态展示层面，而要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需在保留乡野情趣和生活气息的同时，通过互动式、沉浸式、休闲化的设计给予人们新鲜体验。同时，城市可聚焦文旅新业态，例如黄河演艺、黄河夜游，乡村可依托自然生态、田园风光、传统村落打造精品线路，滨河城市与特色乡村各美其美、协同共生。

四、讨论

本文的讨论将视野从具体的黄河案例上升到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普遍意义。

首先，文章揭示了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中国方案”意义，与西方国家公园制度主要聚焦于自然生态保护不同，中国的国家文化公园从具体国情出发，是对西方国家公园制度的大胆衍生和创造，它将文化传承、文脉赓续置于与生态保护同等重要的位置，甚至更突出“文化首位性”。这一制度创新的背后，是中国五千年文明积淀所提供的深厚文化资源库，以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所能提供的统筹协调能力。

其次，文章对文旅融合可能存在的过度商业化风险保持了清醒的认识。作者承认，在文旅项目推进过程中，过于迎合大众口味、单一化传递文化信息，确实可能导致文化肤浅化和原真性流失。但文章并未因此走向反对开发的保守立场，而是主张通过科学的规划引导、严格的生态标准、权威的数据库建设和形象标识系统，在活态传承与商业开发之间找到动态平衡。这种的辩证态度，体现了作者对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复杂性的深刻理解。

最后，文章指出了当前研究的局限与未来方向。由于国家层面的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规划尚未发布，本文的许多判断仍基于沿黄各省已有实践和初步规划，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探索性。随着规划正式出台和重大项目的落地运营，未来需要更多基于实证数据的效果评估研究，建立科学、动态、可量化的评价体系，为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黄河文化旅游带提供坚实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