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介人：胡丹

原文出处：贺小荣.(2026).人民城市理念下文化遗产活化与城市微更新.探索与争鸣,(7),159-165+180.

一、研究背景

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更新不再是简单的拆旧建新，而是关乎文脉延续、空间正义与居民生活品质的系统工程。然而在过往的高速城镇化进程中，以增长主义为导向的大规模开发，一度导致历史建筑被拆毁、街巷肌理被切断、集体记忆被抹平，城市陷入“千城一面”的困境。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城市灵魂的重要载体，其保护与活化利用的边界，正随着治理理念的迭代而不断延展。

从理论脉络看，西方城市更新经历了从二战后大拆大建的物质重建，到福利主义社区更新、多方合作振兴，再到涵盖社会、文化、生态综合维度的有机更新这一漫长演进。中国城市在七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也先后走过旧房改造、旧区改造、旧区再开发等阶段，直到新时代明确提出“城市双修”与社区微更新的多元模式。202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与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进一步将“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确立为城市发展的根本遵循。

既有研究普遍关注城市更新的空间形态或经济效应，却较少将“人民城市”理念作为价值轴心，系统阐释文化遗产活化与微更新之间的互馈关系。当文脉断裂、空间非正义、原住民被边缘化等问题日益凸显，如何通过“针灸式”的精准干预，让文化遗产重新嵌入日常生活，成为当前城市治理亟待回答的核心议题。本文正是基于这一时代背景与理论缺口展开论述。

二、研究设计

围绕“人民城市理念下文化遗产活化与城市微更新”这一核心命题，本文采用理论建构与多案例分析相结合的研究路径，试图为存量提质阶段的城市更新提供一套兼具价值高度与操作性的分析框架。

1.城市微更新的逻辑演进。研究首先从纵向时间线出发，系统梳理了中西方城市更新的演进脉络。西方路径从二战后注重物质空间的大规模清除，逐步转向社区参与、文化复兴与可持续发展并重的有机更新；中国路径则从计划经济时期的旧房改造，历经改革开放后的旧区改造、市场机制下的旧区再开发，最终在新时代走向以“城市双修”和社区微更新为标志的多元模式。通过这一对比，文章揭示了中外城市共同经历的从物质重建到以人为本的逻辑转向，为“人民城市”理念的出场提供了历史依据。

2.城市微更新的“我城”叙事：文化遗产活化。文章构建了以“我城”为核心的文化遗产活化分析视角，将遗产价值拆解为三个维度：一是历史文化价值，借助列斐伏尔“空间三元辩证法”，把物质遗存（空间实践）、制度文化（空间表征）与集体记忆（再现空间）有机串联；二是社会情感价值，通过社区参与式更新保存日常生活的诗学特征，在空间正义框架下实现历史环境与社区情感的共生；三是创新转化价值，将传统工艺、建筑智慧与现代设计、文创产业对接，使遗产成为可体验、可消费、可传播的文化IP。这一设计既回应了凯文·林奇关于城市意象的讨论，也承接了吴良镛“有机更新”的理念。

3.城市更新的困境超克：人民城市理念下的微更新。在诊断现实困境的基础上，文章设计了四条具体的路径：其一，制度设计。通过自上而下的顶层制度设计，为微更新提供安全感保障；其二，经济增权。建立多元投入机制与多元分配机制，以“政府+企业+居民”的合作模式实现经济增权，提升居民获得感；其三，协同共治。推行“微更新+社区协商”的协同共治模式，借助听证会、工作坊等形式保障居民的民主权利与归属感；其四，长效机制。构建“政策-市场-社区-技术”四维协同的长效机制，实现可持续的幸福感。四条路径都基于人民城市理念，构建自下而上问题导向与自上而下目标导向“双轨协同”机制，提升人民安全感、获得感、归属感和幸福感。

4.文化遗产活化与城市微更新的互馈机理：人民城市理念的价值追求。研究还进一步揭示了文化遗产活化与城市微更新之间的双向互馈关系：营商微环境更新为遗产活化创造内生动力，法制与科创微环境则为遗产提供制度保障与技术支撑；反过来，文化遗产活化也为城市品质提升、治理增效注入活力。

三、研究发现

本文的研究发现可归纳为三个层面：城市更新逻辑的范式转换、文化遗产活化的“我城”价值彰显、以及二者协同互馈的互馈机理。

1.从增长主义到以人为本的范式转换

研究发现，中国城市更新已经告别以规模扩张和GDP竞赛为特征的增长主义时代。在存量提质增效阶段，城市的核心矛盾不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好不好”的问题。大拆大建式的开发导致文脉断裂与空间非正义，已被政策层面明确叫停；取而代之的，是以人民为中心、强调渐进式干预的微更新范式。这一转换的理论内核，正是对吴良镛“有机更新”理念的当代回响。

2.文化遗产活化的三重价值彰显

文章揭示，文化遗产活化的核心价值在于为“我城”提供不可替代的精神坐标。在历史文化价值层面，北京中轴线延续了“以中为尊”的礼制空间叙事，泉州海丝遗产点承载了宋元时期中外文明互鉴的开放基因，深圳大鹏所城通过口述史项目将渔村记忆转化为连续性集体记忆图谱。在社会情感价值层面，上海石库门以社区参与式更新方法使物质空间更新成为集体记忆的载体。在创新转化价值层面，深圳龙岗客家围屋通过“政府-社区-社会组织”三元协作，将鹤湖新居等建筑遗产转化为非遗工坊与文创IP，实现了传统智慧与当代产业的有机对接。在此基础上，文章提炼出“遗产+旅游”“遗产+创意”“遗产+服务”三种融合活化模式。这些案例共同表明，文化遗产不是城市更新的装饰品，而是驱动文化经济发展的内生资本。

3.文化遗产与微更新的双向互馈机理

研究进一步发现，文化遗产活化与城市微更新之间并非单向的“利用与被利用”关系，而是深度的双向互馈。一方面，营商、法制、科创等微环境的更新，为文化遗产提供了制度保障、资金投入与技术支撑。另一方面，文化遗产的活化反过来为城市注入文化灵魂，成为城市品质提升、治理增效与精神凝聚的核心资源。这种互馈关系根植于二者共同的价值追求——人民至上。

四、讨论

本文的讨论围绕城市更新的核心在于回应“为谁更新”和“怎么更新”的核心命题展开。首先，文章指出，同质化的商业开发虽然能在短期内制造流量，但终究无法满足居民与游客对有温度、有内涵的历史文化空间的深层需求。面对资本与流量的冲击，真正有生命力的历史文化空间，不是朝着空心化、同质化的方向演进，而是在经历重新组合之后，在更宽泛的当代场景中发现更具共鸣感的文化表达。

其次，文章强调，中国在城市文化遗产治理中拥有双重优势：一是具有超强统筹能力的制度优势，通过自上而下的顶层制度设计快速破除壁垒、整合资源；二是拥有五千年文明积淀的传统文化资源库，为城市活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内涵与社会根基。当统筹兼顾的治理智慧、创新的制度工具与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深度融合时，所塑造的并非对过往的复刻，而是一个充满活力、多元包容的新型文化空间。

最后，在全球化与城市化并行的今天，城市更新已从“形态改造”升维至“文明叙事”层面，并且城市更新需要回归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站位，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构建“见人见物见生活”的文明延续机制，为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提供实践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