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25日至27日，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化遗产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课题组赴山西大同开展专题调研。三天时间里，课题组先后走访大同古城、云冈石窟、华严寺、应县木塔、悬空寺、大同博物馆等点位，与云冈研究院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开展专题座谈，并通过实地踏勘、访谈交流和问卷调查了解当地文化遗产保护、活化利用及城市发展情况。本次调研共回收有效问卷214份，覆盖石窟、木构古建、古城和博物馆等不同类型文化遗产。

一、从煤都到古都：大同文化遗产保护脉络

大同拥有石窟、木构古建、古城、长城等多类型文化遗产。随着城市发展方式变化，这些遗产所承担的角色也不断变化：既是需要持续守护的历史遗存，也逐步成为人们认识城市历史、理解城市转型的重要载体。回看大同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可以看到一条从价值发现、学术调查到制度保护和持续利用逐步推进的脉络。

（一）城市变迁中的文化遗产

公元398年，北魏迁都平城（今大同），大同由此开启近百年的帝都历史；公元460年起，云冈石窟大规模开凿。辽金时期，大同作为西京重地，留下华严寺、善化寺等珍贵木构建筑；明清时期，又成为拱卫京师的重要边塞重镇。石窟、古建、古城与长城遗存跨越不同历史时期，共同构成大同厚重而多元的文化家底。

进入近现代，煤炭资源开发长期影响着大同的城市发展，“中国煤都”成为一度广为人知的城市名片。与此同时，煤炭开采、运输及城市建设也给部分文化遗产及周边环境带来新的保护压力。上世纪末，紧邻云冈石窟的109国道承担大量运煤交通，煤尘、尾气和车辆震动持续影响石窟及周边环境；古城墙、历史街区和部分古建筑也面临修缮保护问题。文化遗产保护由此逐步从单体文物延伸到周边环境和历史空间。

（二）从学术发现到持续保护

大同文化遗产的保护有着较深的学术积累。1933年，梁思成、林徽因等中国营造学社成员赴大同考察，对云冈石窟、华严寺、善化寺等开展调查测绘，留下大量珍贵图稿与文字记录。此后，相关价值认识不断转化为具体保护行动：1998年至1999年，109国道云冈段实施改线；2001年，云冈石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进入新世纪后，大同持续推进古城保护、文物修缮和文化旅游发展。文化遗产逐渐成为城市规划和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二、守护与活化：大同千年文化遗产的当代图景

（一）石窟焕彩：云冈石窟的保护传承与活化实践

8月26日上午，课题组来到武周山麓的云冈石窟。千年石佛与洞窟造像直观呈现出北魏时期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也让课题组更加真切地感受到石质文化遗产的脆弱性。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冈石窟考察时强调，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发展旅游也要以保护为前提。此次实地调研中，“保护优先”同样成为理解云冈各项工作的关键。

作为5世纪佛教中国化的重要实物遗存，云冈石窟具有突出的历史、艺术和研究价值。2001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大同持续推进石窟本体保护、周边环境治理、科研监测和展示利用。近年来，随着预防性保护、数字化采集和公众传播不断深化，云冈石窟在城市文化发展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

实地考察后，课题组与云冈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与监测中心、文旅发展研究中心、数字化保护中心以及综合办公室等部门工作人员开展座谈，重点了解石窟病害监测、科技保护、数字化应用、展示传播及公众服务等情况。座谈使课题组更加清楚地看到，云冈的保护并不是一项已经完成的工作，而是一项需要长期监测、持续研究和不断投入的系统工程。

1.文明交融：刻在石头上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

云冈石窟长期暴露于自然环境之中，风化、渗水、岩体裂隙等问题会持续影响石窟保存状态。调研过程中，课题组在不同洞窟和露天造像区域直观观察到石质文物受环境影响的差异，也进一步认识到石窟类遗产保护具有长期性和不可逆性。

云冈石窟的艺术价值不仅体现在完整造像和洞窟形制中，也蕴含在细部纹饰、色彩遗存和不同阶段的艺术风格之中。正因这些信息不可再生，保护工作不能停留在病害出现后的修补，更需要通过持续监测提前识别风险，为后续研究和保护争取时间。

2.科学守护：从抢救加固迈向预防性保护

座谈中，课题组了解到，云冈石窟的保护方式已由早期较多依赖病害发生后的抢救性处置，逐步转向预防性监测和综合治理。研究院通过传感监测、环境监测等方式持续掌握岩体形变、洞窟温湿度和病害变化，并针对不同问题开展有针对性的保护研究。

针对渗水等复杂问题，保护团队还联合多学科力量开展无创探测和综合治理，在尽量减少干预的前提下寻找渗水通道、开展加固与疏导。此次调研让课题组看到，石窟保护越来越依赖文物保护、地质、材料、数字技术等多学科协作，保护决策也更加重视长期监测数据的支撑。

3.数字赋能：让不可移动的石窟“行走天下”

数字化已经成为云冈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高精度采集，可以较为完整地记录洞窟、造像及细部信息，为不可再生的石窟建立数字档案；三维、高光谱等技术还可用于辅助识别文物表面和材料变化，为后续监测、研究和修复提供参考。

数字化成果也被用于展示传播。3D打印复制、线上数字展示、沉浸式体验等方式，使无法移动的石窟能够以新的形式走出原址，被更多异地观众看见。数字技术由此既服务于“保存”，也拓展了“传播”，但其价值始终建立在文物本体保护和信息准确的基础之上。

4.活化新生：古老遗产与当代生活的双向奔赴

在保护边界之内，云冈石窟也不断拓展研学、文创、数字展示等文化体验。对游客而言，这些形式增加了理解石窟历史和艺术的入口；对城市而言，云冈石窟也逐步成为大同文化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次调研给课题组最直接的感受是，文化遗产活化并不意味着无限开发。对于云冈这样不可移动、不可再生的石质遗产，如何控制本体承载压力，同时通过数字化、教育和公共传播扩大文化价值，是保护与利用之间需要长期回答的问题。

（二）木构存智：千年古建的营造智慧与保护传承

位于大同古城内的华严寺保存着珍贵的辽金建筑与艺术遗存。课题组走进薄伽教藏殿、大雄宝殿等主要建筑，近距离观察辽代彩塑、天宫楼阁与木构空间。寺院之外便是古城街巷和游览空间，千年古建与今天的城市生活自然相接，也成为人们认识大同辽金历史的重要窗口。

在应县木塔，课题组重点了解木塔的保存现状和开放情况。为保护结构安全，景区目前仅开放第一层，更高楼层不再供游客登临。长期岁月侵蚀使木塔存在不同程度的结构变形与倾斜，相关监测、测绘与保护研究仍在持续。古人的营造智慧令人惊叹，而严格控制开放范围，也让“保护与开放如何平衡”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具体。

来到恒山金龙峡，悬空寺依峭壁而建的特殊形态同样受到空间承载条件制约。楼阁、栈道与山体彼此衔接，景区根据文物保护和安全要求严格控制登临客流。华严寺、应县木塔和悬空寺的现场观察共同表明，木构古建的活化利用必须建立在结构安全和承载能力基础上，开放尺度本身就是保护的一部分。

（三）大同古城：历史空间如何融入今天

此次调研中，课题组还先后到访大同古城墙、梁思成纪念馆和大同博物馆。登上古城墙，可以较为完整地看到城内古建、街巷、商业和居民生活相互交织的空间关系。经过保护修复，城墙在延续古城格局的同时，也承担着游览、休闲和城市文化展示等功能。

城墙东侧的梁思成纪念馆集中展示了1933年梁思成等人在大同开展古建调查留下的测绘图稿和文字资料。九十多年前的学术调查与今天持续进行的保护工作，在这里形成一条清晰的历史线索，也让课题组更加直观地理解“记录本身也是保护”的意义。

大同博物馆则把视野拉向更长的城市历史进程。“代地沧桑”“北魏平城”“辽金西京”“明清重镇”等展陈串联起不同历史阶段，大量出土文物让城市记忆更加具体。从古城格局、古建调查到馆藏文物，不同类型遗产共同构成今天人们理解大同历史文化的入口，也提示文化遗产保护需要从单体文物走向更完整的城市文脉。

三、保护与发展：大同文化遗产融入城市的调研观察

三天调研中，课题组走访石窟、木构古建、古城和博物馆，并通过专题座谈、现场观察和问卷调查持续追问同一个问题：文化遗产在保护优先的前提下，如何真正进入城市发展和公众生活?

（一）守护为先：让历史文脉在保护中赓续

无论是云冈石窟的风化、渗水和岩体裂隙，还是应县木塔的结构安全、悬空寺的空间承载问题，都说明文化遗产首先是需要长期守护的不可再生资源。利用方式和开放程度必须以文物本体安全为边界。

大同不同遗产点采取了不同保护方式：石窟强调持续监测和多学科治理，木构古建重视结构监测和开放控制，古城保护则更多涉及历史格局、街区空间与城市建设之间的协调。调研表明，文化遗产类型不同，保护重点和治理方式也应有所区别，不能以单一模式处理所有遗产。

（二）活化融城：让文化遗产进入真实场景

文化遗产只有被公众理解、接触和使用，其文化价值才能得到更充分的传播。调研中，课题组看到云冈石窟通过数字展示、文创和研学拓展传播方式，大同古城通过非遗、展览、演艺和游览空间承接当代文化生活，华严寺等古建也不断成为公众认识城市历史的重要现场。

这些实践说明，活化利用的关键不在于简单增加商业项目，而在于找到与遗产价值相匹配的表达方式。数字技术、研学教育、文创产品和演艺活动等，都应建立在准确理解文化内涵和保护边界的基础上，使遗产真正进入当代生活，而不是脱离文化本体进行表层包装。

（三）古今共生：让历史空间融入城市生活

大同古城的调研让课题组看到，文化遗产并非城市更新中的孤立点位。城墙、古建、街巷、公共文化空间和居民生活共同构成历史城区，保护对象也由单体建筑逐步延伸到整体空间格局。

对于历史文化城市而言，更新并不是简单“复旧”或“造景”，而是在延续历史信息的同时处理好公共服务、居民生活、游览需求与城市功能之间的关系。大同古城提供了一个具体观察窗口：文化遗产既塑造城市空间，也需要在今天的城市生活中找到合适的位置。

（四）共享传承：让文化遗产走近公众

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果最终需要被公众理解和共享。此次调研中，从云冈研究院的展示传播，到大同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再到古城中的非遗体验和公共文化空间，课题组看到文化遗产正在通过不同方式进入游客和市民的日常文化生活。

对于课题组而言，这也提示文化遗产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不能只看游客数量、门票收入或项目建设规模，还应关注文化认知、公共文化服务、公众参与和城市认同等更长期的变化。只有在保护安全的前提下让文化遗产真正被理解、被使用、被传承，其社会价值和发展价值才能持续显现。

四、行有所获：从大同继续出发

三天的实地调研，让课题组从云冈石窟的长期保护、木构古建的开放边界，到古城空间与当代城市生活的连接，对大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及其与城市发展的关系有了更加具体而深入的认识。调研中呈现出的许多实践和问题，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和研究线索。大同丰富而多元的文化遗产实践仍有诸多值得持续追踪和深入挖掘之处，而此次调研所形成的一手资料和现场观察，也将为进一步研究文化遗产如何参与城市发展、回应公共需求并形成持续价值提供重要基础。